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南怀瑾

——试述南怀瑾先生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
作者: 
马艾

  南怀瑾先生辞世,无数得受南师恩泽的弟子,无不感到悲痛。在追思南师的日子里,我总是默默地看着网络上弟子们的留言,有时想,是不是自己也写一点吧,但转念再想,尔既没有与南师有一面之缘,也没有努力阅读南师的经纶,何敢妄言?但是,南师的伟大,不只属于与南师有缘的弟子(知道南师的所有人),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属于伟大的中华文化。我甚而至于有点怀疑,我难道真的生在与南师同一个时代。二十世纪出现了南怀瑾这样文化人,是我中华民族的幸事。就我个人一点浅见的历史知识,我以为,南怀瑾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和建树,五百年来,只有王阳明先生可与之相比,在二十世纪中国一系列杰出优秀人物当中,南先生是文化上的毛泽东(作为民族主义者,毛泽东为中国带来了民族的独立,赢得了尊严,南先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赢得了尊严。这一点可能有人不以为然,可以商榷)。
  正如世人这般所言“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我们认识南怀瑾先生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认识先生在文化上的贡献,一中华文化形成的历史,二中华文化近代以来所面临的挑战。
  中华文化形成的历史,我们从中古(东周)为时间起点,以东亚独立的地缘为空间,中华文化第一次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以佛教为主要内容。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一直到明朝中叶,以王阳明心学为标志,佛教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肉组成部分。印度的佛教变成中华文化组成部分,历时1500年,中间有吸收,有排斥,有斗争,有融合,有相互的借鉴和启发,也相互的诋毁和批判。我们需要注意这个过程,一个是时间之长,另一个是此消彼长的相互融合。由于地缘特点和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中华文化虽然曾经因为政治原因(元蒙统治)出现过一些表面的衰退(元蒙统治下的科举取消),但从来不曾中断。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除了带过一根辫子,他们成了中华文化忠实拥护者。以圆明居士自命的雍正皇帝亲自写了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圣贤的三个根本”。
  五百年前,基督教文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在坚船利炮的保护下,基督教开始从欧洲大陆向全世界传播。发生在满清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基督教教历1842年),成为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对中华文明挑战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基督教和伊斯兰都与中华文明有过小规模冲突,但中华文明都能够应对自如,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了中华民族百年的苦难历程,中华文化面临着灭顶之灾。
  民族的生存成了头等大事,救亡图存成了仁人志士的自觉行动,人们进行了各种的尝试和努力,当各种声音汇聚成交响的最高潮的时候,一个理论横空出世——所有的一切只有一个原因:中国的文化出了问题了。于是,在一百年前,中国迎来了吸收西方文化的最高潮——新文化运动。最极端的声音居然提出了消灭汉字。一切都推翻了,所有的价值观都重新评估,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中国开始了现代。
  一百年过去了,无论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的主张都是西方的,英美也罢,苏联也罢,其文化的根基都是基督教文明。学界人物,胡适心仪英美,鲁迅钟情苏俄。关于文化的吸收和继承,提不出什么高明的办法来,奉行鲁迅的“拿来主义”式的实用主义,说是要对传统文化“占有,挑选”,最后其实都是抛弃。科学和民主成了这个时代的两大主题,最后演奏的是革命的主旋律。党派之争 ,阶级斗争,这些西方文明的产物裹挟一切,骨肉相残,血流成河,几千万人的人头滚地,换来了一个民族相对独立的时期。
  学习欧美,我们走不通,学习苏俄也走不通(毛泽东作为民族主义者的伟大权变——与苏俄在政治上的决裂),当我们的老师都改变了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于是政治家提出了中国的出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我们似乎见过,那“中国特色”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为一时的机会主义找到历史的必然逻辑,找不到历史航向的指南针,这个“中国特色”就会非常危险。
  幸亏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毫无疑问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南怀瑾先生生逢其时!
  一千五百年的佛教吸收历史,可以让我们来观照这一百年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两个源头,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传入,我们应该有信心应对这种文明的冲突(英国的汤因比与美国的亨廷顿的理论)。相信中华民族一定能死里逃生。
  我们复兴中华文化,不是要搞什么文化沙文主义。实际上,人类文化从来不是隔绝和老死不相往来,我们今天所言的传统文化,狭义所言为儒、释、道三家,但要知道,这个佛教是地道的外来文化,但是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血肉组成部分。优秀的文化属于全世界,新世纪以来,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正在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西方自产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文明,科学主义是这个文明的核心支柱之一,人类曾经认为技术进步将解决人类一切问题,但从过去一百年来看,技术进步确实给人类带来了生活的便利,带来了健康和长寿,但对人类幸福而言,却没有帮助,相反,技术进步给人类带了更大的问题,环境危机对人类的生存影响,至今还没办法估计。如何消解技术进步的毒素,如何让人类获得内心宁静和幸福,如何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处,东方文化讲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启示。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比如素食),中国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都是解决环境危机很好的方向。
  复兴中华文化,不只始于南先生,但南先生在推动文化中华文化所做的贡献非常大,也最有成效。有三个原因:时机,个人学养,推广渠道。大体上可以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成功事业的机缘。
  南门学问真正产生影响的时候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不孤起”,时代的需要是学术崛起的根本原因。
  中国在基本解决民族自立问题后,发展成了最大问题,改革开放确实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但道德沦丧触目惊心。学习西方,我们没有学到西方的民主监督、科学精神、原创动力,反而出现了钱学森的世纪质问:为什么建国半个世纪以来,培养不出具有原创精神的大师?当我们还没有学到别人真正的精髓时,我们居然把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贝丢弃了。经历了政治的大纷争和经济的狂飙突进之后,除了权力和金钱,人们早已忘记了内心的道德底线,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以为这两个东西就是幸福本身,人们的追求只是为了免于恐惧。个人因为内心的空虚而身心不和谐,社会因两极分化而不和谐。呼唤和谐成为执政者最迫切的政治需要。那么,如何真正从根本上建设和谐社会,“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以德治国”成为必然,构建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在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之后,我们能找到的只有传统文化。我们要严密监视和控制那些打着传统文化旗号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反动势力,同时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不竭动力。
  佛教作为中华文化的外来思想,经历了将近一千年的历程,才成为中华文化的血肉组成。一个半世纪以来,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开始了与中华文化的碰撞,这过程险些造成中华民族的亡国灭种,到今天,我们的文化自觉意识一步步高涨,传统文化开始了回归(注意这个回归不是回到老路上,不是再次的闭关锁国,南先生在吸收西方文化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作为)。这是王者归来,这是民族复兴的内容和标志,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南怀瑾先生是这条路上的先行者,他用他对家邦的赤诚、用智慧和毅力,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六亿神州尽尧舜”,毛泽东曾以为该教育的只有农民,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教育,需要接受南怀瑾先生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