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的教化

　　　

　　南师1918年3月18日生于浙江乐清南宅殿后村。时逢军阀割据、丧权辱国的年代，第二年即1919年，便爆发了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救亡运动。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屡遭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欺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深受殖民之害。“五四”后，中国人民终于奋起抗争，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实现了南北统一。

　　与此同时，一些留学美日欧归来的学者，以西学的观点张冠李戴地批判中国历史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有的还主张“全盘西化”，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对我国引进西方文明，推动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是，由于它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主张铲除中国历史文化之载体——汉字，引起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辜鸿铭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那是自毁长城，切断民族文化命脉。然而，中国历史文化最终难免在“愚昧、封建、落后”的标签下，被批判扫荡，几近断灭，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亘古未有之变局。百年来的文风乃至大众思维，也由此一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温柔敦厚之风，一变而为尖酸刻薄、偏激极端。由此，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来的各种思想在中国主流舞台上激荡纷呈。同时，困惑与求索，痛苦与不安，争论与争议，也从未停止过。人文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灵魂危机、社会危机……

　　南师就成长在这个令人窒息、令人悲愤的忧患环境，亲眼目睹了国家和民族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青年时代的他忧心如焚。抗日战争爆发，南师激于民族大义，投笔从戎，跃马西南，屯垦戍边，在川康云贵边境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驰骋一方。他有一首诗反映了这段时期的万丈豪情：“东风骄日九州忧，一局残棋尚未收。云散澜沧江岭上，有人跃马拭吴钩！”后来，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各有图谋，南师审时度势，改变了人生方向，挂印而去。在办了一段时间报纸之后，他重返成都，在中央军校学习并担任武术教官与政治指导员。南师的老学生王启宗先生曾回忆道：“几乎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记得那时正值日本军阀对我发动侵略，全国上下奋起抗战，一般爱国青年无不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救亡图存。当时我也投身军旅，于役重庆，一日见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在中央军校期间，南师结识袁焕仙大居士而悟道，遂立志重续中国文化断层，并离开了军校。

　　历经了艰难困苦的八年抗战，人民迫切期待国家和平安定，想不到又要面对两党两军更大规模的内战，南师忧心忡忡。1947年，他回到温州乐清老家动员父母妻儿离开大陆，老父亲不为所动，反劝他赶快离开。于是，南师分别到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后到上海，期间曾奔波于南京与杭州两地，搭救了亲近共产党而被列入国民党特务计划杀害名单的巨赞和尚。

　　1948年，南师曾自行到台湾考察。1949年2月底，他终于辞别不肯离乡的双亲和妻儿，断然只身自行赴台。开始，他栖身在基隆海滨一陋巷，看到“2.28”事件冲击之后的台湾，加之1949年开始的两岸分治，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当时谋生困难，先与几位朋友办了一家“义利行”公司，从事琉球到舟山的货运，开始赚了一笔钱。但好景不长，总经理因贪多，没有听从他的嘱咐，导致三条机帆船被舟山国民党当局征用，损失价值一万根金条，血本无归。南师一生就此次做了一回生意，不想时局动荡害他一夜之间破产，一段时间靠典当过日子。但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他仍洒脱超然，不为困境所拘，并且不忘接济邻居。在基隆期间，南师曾应詹阿仁先生等人请求，开讲了多次禅修课程。

　　不久，南师离开基隆迁往台北。鉴于胡适对虚云老和尚的攻讦，以及铃木大拙的禅学流向台湾，南师亲笔著作了《禅海蠡测》，并于1955年出版。六十年代初，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聘请南师为教授，接着辅仁大学也邀请南师教哲学、易经。南师讲课厚积薄发，通俗生动，大受学生欢迎。“南怀瑾”三个字不胫而走，请他讲课的学校和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

　　1970年代，南师先后创办东西精华协会，创办《人文世界》及《知见》等杂志，成立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论语别裁》等著作。1980年，南师受洗尘法师邀请，主持十方丛林书院教学。南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一步步有了更大的平台，传道授业扩大到更广的范围，走出学校，走向社会，桃李满园，影响朝野，进入《周易》所说的“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阶段。南师在台弘扬文化期间，不仅忘我地投入全部精神与财力，且不惜举债办教育，乃至为培养人才，还供养部分出家在家的穷学生学习。来听南师课的人中，出家在家、三教九流、中外学生，从平民到军政要员，南师一视同仁，有教无类。

　　然而，当南师文化事业顺利展开之际，政治风云突变，因平日来听课的高官重臣众多，南师被视为“新政学系领袖”。1985年，年近古稀的他，离开了居住36年的宝岛，移址美国，避开了台湾的复杂环境和人事纠纷。南师有诗记之：“不是乘风归去也，只缘避迹出乡邦。江山故国情无限，始信尼山输楚狂。”

　　在美三年，南师不仅考察了美国，也考察了欧洲，同时加强了与大陆亲朋的联系。他既了解大陆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重大苦难，也了解实施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的困局与新貌。他不计政权交替之际老父亲被判无期徒刑瘐死监狱的宿怨，于1987年特派他的常随弟子宏忍尼法师回国内考察宗教、寺庙、僧尼情况，又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任职的弟子李博士，先带世界银行项目回大陆帮助经济建设，后留上海投资办企业，以在大陆传播先进经营理念、方式和传统文化。1988年，南师毅然决定回师香港。在香港15年期间，他讲学不辍，随缘度化的同时，曾受有关方面再三敦请，协调了两岸信使的秘密谈判，应邀投资建设金温铁路，动员了更多弟子学生到大陆投资办企业，传播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经营、中华文化精神”的理念。1993年，他到厦门南普陀寺举办了著名的“南禅七日”活动。他还推动一批又一批人回内地办学校，注重在贫穷落后偏僻地区，推广“中英算”儿童经典诵读活动，大量资助内地大学、研究机构、文化部门培养人才，等等。2000年，年届83岁的南师力排众议，作出回内地弘扬传统文化的果断决定，选址苏州吴江七都庙港，筹建太湖大学堂。2003年，他到义乌双林律苑举办了禅七。2004年以后，南师大部分时间停留在上海，指挥太湖大学堂建设，期间仍讲学不辍。2006年，费时六年的太湖大学堂顺利落成启用。89岁的南师，从此长期在太湖大学堂弘扬文化，并亲任校长，直至仙逝。

　　参加过大学堂建设，后来一直跟随南师身边的马宏达先生，讲述了自己一段亲身经历说：太湖大学堂是南师一手筹划、推动，从动意、设计、建设到开课、维系，都是他老人家一马当先，勇往直前，大家不过在后面跟着而已。从建筑设计到装潢设计，中外设计师的多个方案不能令他满意，他就让人买积木来自己动手搭建筑模型，最终由建筑师去画图落实，直到满意为止。从整体宏观风格，到内装潢，几乎每一个细节，包括房间桌椅如何摆放，挂什么字画，直至大学堂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无不体现了他融合东西方精华文化的理念。

　　马宏达满怀感情地说：大学堂开办六年来，仅每天“人民公社”式的晚饭，耄耋之年的南师常常要应酬有缘来访的客人，这些客人三教九流都有，并非传言所说的“非富即贵”。南师有教无类，有缘能来见面的，他都慈悲平等相待，谈笑风生，希望人家不空来一回，希望对人家有启发、有帮助。说是吃晚饭，其实他都在照顾客人，答复客人的问题，寓教育于谈话中。南师以自己的身教言传，影响着有缘见面的人，借以影响群伦，影响社会。晚饭后，南师一般都会上课，期间也常常答复学人报告。送走客人后，处理内部外部事务，常常到凌晨。从午后到凌晨，每天至少十二个小时，南师几乎马不停蹄，应对各种事务，却宁定空灵，简洁明了，干脆利落。偶尔有空就定一下，很快恢复精神。南师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休假，不肯空过一天，没有享清闲。以我们年青人的体力，还远跟不上他这么大的工作量。他所作的一切，无不围绕着“教化”这条主线。你说他为名吗？他年轻时即已成名，后来逃名还逃不掉，也从不宣传自己或自己的书。人家给他跪下磕头，他同时跪下磕头还礼。你说他为利吗？他这些年讲课什么时候收过讲课费？都是财与法双手布施。他也极难接受供养，人家供养红包，他把空的红包留下，连说“收到了，收到了”，钱却马上换个红包当场供养回去。他说劝人布施如钝刀割肉，没见过有人布施了以后“三轮体空”的，大家都是以做生意的动机来供养，所求的更多。你说他为政治资本吗？他的确不是一般的清高，真的没把任何势力放在眼里，当然也包括了官与财，常常见他跟这类客人讲话直言不讳毫不客气。他对人是应机设教，有教无类，一视同仁。这么大的年纪，那样的只争朝夕，传道解惑，呕心沥血。古今中外，试问有谁见过或听过这样的长者、导师？这些给人说起，没有人会相信的。

　　南师说“生于忧患”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说“死于忧患”呢？对这个问题，四十多年来，为南师整理了24种讲记的刘雨虹老师（已92岁高龄）回答说：南师是大视野、大境界、大智慧的人。他以综观世界的眼光洞察到，近现代以来，西方从大规模全方位的殖民运动开始，到两次世界大战，到现代多领域的霸权主义行径，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文化和种族因素，造成深刻的裂隙与冲突，将世界卷入强权胜公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人类引入越来越深的危险境地。南师从上世纪1969年访问日本回来，就为此深深忧虑，不仅为处于如此世界环境中的中国而深深忧虑，更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深深忧虑。

　　八十年代中期，南师判断此后中华民族有二百年好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深怀这种忧患意识。数十年以来，他从成立东西精华协会，到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都鉴于这样的远见，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不断为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共享而呼号、奔波、奉献。可是，环顾当今世界和社会，国际政治道德被强权胜公理所取代，和平民主被霸权威胁所替代，人类的文明与道义被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所取代。人们为追逐物质财富而奔忙，为积攒金钱而迷失心灵，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人与人关系疏离，人与自然疏离，人与自我疏离，善良人性被逐渐窒息。在越来越多的欲望刺激中、越来越多的工具依赖和商品依赖中，人们自身的能力越来越脆弱；在越来越多的事务纠缠中、越来越快的变化中，人们越来越无奈，越来越被空虚、焦虑、烦躁、寂寞、孤独和绝望所煎熬，越来越诉诸于怨天尤人。对此，南师的忧患不仅没有减轻，甚至还在一步步加深。他有一首诗：“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解此中情；忧患千千结，慈悲片片云。空王观自在，相对不眠人。”另外，在他的《狂言十二辞》结尾有两句：“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都表达了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

 

　　

　　人们称颂南师为“国学大师”、“佛法泰斗”、“禅宗大师”、“道家高人”、“密宗上师”、“当代大隐”等等，这都只是南师学问修持、人生行止的不同侧面，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面素养、品格、地位和贡献。他自己却从不接受这些称号，他常说自己“一无所成，一无是处”，自己永远处于“学人”之位，甚至说“‘南怀瑾’三个字与我无关”。自从26岁在峨眉山宏深誓愿，南师就把弘扬传统文化，接续中华民族文脉，作为自己毕生努力的方向。“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这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先生，当年在台湾赠送给南师的话，其中一句原本是“经纶五大教”，南师不受，后改为“三大教”。南师正是以如此宏伟的目标和宽广胸怀，从事一辈子文化传播与人性教化的事业。

　　南师幼承庭训，天资聪颖，19岁以前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医药武艺，诗文皆精。25岁于袁焕仙先生处印证悟道之后，他深感传统文化如果断灭，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比亡国还危险一万倍。于是，南师26岁上峨眉山，为取得寺庙支持他闭关阅藏，在一天夜里，他当着僧众（通永法师在内）发宏誓愿——弘扬儒释道诸子百家，接续中国文化断层，为此请普贤菩萨作证明：自己所证悟对否？刚才所作施食（与降服）方法对否？上峨眉山闭关阅大藏经，将来出来弘扬三教百家，接续中国文化断层，对否？话音刚落，夜空下的山谷突然灿如白昼，并伴随裂空之响，在场僧众无不震撼！无不对南师宏深誓愿赞叹敬佩！当时，南师严嘱在场诸位务守秘密，否则必遭天谴。因为当时如果传扬出去，南师要么被偶像化，要么被妖魔化，都不利于平实地弘扬文化事业，不利于大家反求诸己，自立自觉自强。今天，南师已逝，此事可公诸于世了。

　　此后，南师即于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三年，遍阅大藏经三藏十二部，佛法修持进入新的境界。出关下山后，他短期讲学于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接着深入康藏地区参访密宗大师。经白教贡嘎上师及黄教、红教、花教陆续印证为密宗上师。从此，一直到圆寂，首尾70载，期间筚路蓝缕，但南师独立而不改，矢志而不渝。用他自己的话说，数十年来一直在各种困难与障碍的夹缝中，勉强做一点事。可以说，南师在中国历史文化命若悬丝的关头，不惜牺牲自己、牺牲家庭，苦心孤诣，下了一盘大棋。70年，一盘棋！每一步，浸透了他多少的心血与艰辛！这盘棋对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必定历久而弥新，历久而为更多人所理解。

　　1966年，内地发动“文革”，南师受邀在台湾海陆空三军基地巡回演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台中空军基地演讲期间，老蒋先生曾亲莅幕后聆听，那次演讲，南师特别强调亡国尚可复国，若民族文化亡掉，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老蒋先生深为所动，并于当年11月12日，发表《国父一百晋一诞辰暨中山楼落成纪念文》，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几个月后正式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邀请了大批学者参与其中（包括钱穆先生等等），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老蒋先生曾邀请南师主其事，被婉辞。南师一直说，在两党间，他只买票不入场。后来，九十年代初，内地王震将军、邓力群先生等牵头的中国国史委员会，曾邀请南师任副主任委员，也被他谢绝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南师的著述在内地开始出版，并在此后持续影响着内地各界各阶层人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国学”之风渐起。要知道，中国和印度，几千年来知识分子与大众脱节。知识分子讲的话、写的著作，往往困在学术与文雅，甚至困于教条，要普罗大众听懂很难。因而大众虽生活在传统文化的氛围里，却不知传统文化之宝贵，以至于在清末衰败受侵略凌辱之际，误信少数留学归来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丑化诋毁。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南师数十年来，一直主张道是天下的公道，最好要把道理学问讲得深入浅出，最好连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听懂。因而，他的著述大多深入浅出，洋溢着“道不远人”的亲和力与说服力，没有酸涩死板的学究气，而且旁征博引，兼摄古今中外，浸透着极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经验，因而广泛被士农工学商各界各阶层、从十几岁到九十几岁各年龄段读者所喜爱。他的书不做广告，他本人也不接受媒体采访，都是人们有缘读了他的书，受益之后，以口碑自动传扬。

　　综观南师一生，自觉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香港，再从香港回大陆，一直苦心孤诣为重建中华文化奔走呼号。他亲自撰写或由弟子整理他阐释传统文化的著述，回大陆前出版了30种，在太湖大学堂六年，又整理出版了20多种，总共出版50余种。有几种还被翻译成英、法、韩国、日、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影响广泛。《禅海蠡测》、《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原本大学微言》、《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金刚经说什么》等等著述在两岸三地一版再版，很多种书的发行数都高达几十万册以上。这些著述的共同特点，是以经解经，经史合参，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贯通古今，切中时弊。他不受传统经典各家注解的局限，贯通上下原文以求获得清晰义理，还将经典原文和同时代相关史料结合起来，并根据时代变迁，联系当今的人与事，贴近生活实际帮助读者理解原著思想，以达到古为今用、经世致用的目的。这样，南师的著作就填平了古今文化隔阂的沟壑，填平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鸿沟，成为当代各界各阶层了解传统文化的桥梁，并且对当代人做人做事也有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对于有些学者的批评、挑剔、指责，南师素来抱有错则改，有诬不辩，有歧义不争论原则，坦然处之。他真诚告诉读者：“读了我的书，希望读者们从此更上一层楼，探索固有文化的精华所在，千万不要把我看作是什么专家权威学者，也不要把我讲的当做标准。我从来把自己归入非正统主流，我只是一个好学而无所成就、一无是处的人。一切是非曲直，均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在太湖大学堂六年，南师公开授课50多次，有数千中外学生当面聆听过南师精彩纷呈的演讲。演讲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管理、大众传播、金融监督，东西方文化与认知科学生命科学，现代工商与人文，大会计，国学与中国文化，国学经典导读，黄帝内经与中医科学，当代教育问题，女子德慧修养，中学西学体用问题，新旧文化企业家反思，人性的真相，如何提高身心修养，人生的起点与终站，神通与特异功能问题，答问青壮年参禅者，如何学佛，释读《达摩多罗禅经》、《成唯识论》等佛学经典……真是综罗万象，无所不包，学识涵盖儒释道、禅净密，融汇诸子百家、医卜天文、西方文化，涉足社会各行业，教化男女老少、中西精英、三教九流。南师的每场演讲，智慧通达，幽默风趣，率性真情，慈悲可爱，让不同国籍、种族、党派、职业、年龄、性别的各色人等，都有“一次聆听、终身受用”的亲切感受。

　　他不仅在讲坛上、著作中，以及平日与友朋学生的言谈里，表达了对民族文化发展命运的深切关怀。更令人敬佩的是，南师身体力行，经常带头或带领学生在智力、财力、人力等多方面，大力支持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实际支持希望工程；实际支持设立光华教育基金会，长期支持内地30多所大学教育；实际支持厦门大学培养中医人才；实际支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养新闻人才；实际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培养秘书人才；实际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建设国学院；支持江西宜丰“东方禅文化园”建设，捐建80余尊罗汉雕塑；支持上海道生医疗科技公司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合作开发中医数字化“四诊仪”的研发与应用。派古道法师支持禅宗曹洞宗传承，帮助培养人才，重建洞山祖庭，已筹集捐款5000万元人民币。2010年，中国国学中心筹备组、国务院参事室陈进玉主任一行，受国务院秘书长委托，来请教南师如何筹备中国国学中心。接着，北京市国学中心筹备组、北京市团委副书记邓亚萍一行，也来请教南师如何筹备北京市国学中心。南师都热情接待，坦陈己见，给予指点。同年，支持中华吟诵学会抢救中国民间吟诵文化，南师不仅给予指导，个人还捐助2万元人民币。2010年以来，南师又聘请少林武功资深传人来大学堂教学，弘扬易筋经文化；为支持“未来中国助学联盟”，南师题词并推荐2名讲师。2011年，与苏州移动公司合作，开办“中国文化学堂”手机课堂，做公益文化教育。2012年，南师应中国人民大学请求，为该校国学馆题词，鼓励国学院师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同时，南师个人支持2011年度“新法家”学术研究及网站运营经费，要求弟子支持2012年度“新法家”学术研究及网站运营经费。对近年来国内出现的优秀文艺作品、作家、艺术家，南师也非常鼓励，例如他对《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济公》主演游本昌先生、古琴家李祥霆先生、龚一先生、陈长林先生等等，曾当面给予其物质奖励或精神鼓励。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师95高龄之际，为了满足地方人民的愿望，并借以弘扬人文文化，敦化民风，他还亲自关心指点吴江七都老太庙文化广场的筹建，亲笔为“老太庙”、“吴泰伯”题名，还捐出18亩土地用于老太庙文化广场核心区建设，又派出国际知名建筑师登琨艳先生，为老太庙文化广场做义务的建筑设计。南师和太湖大学堂的同学们，还为老太庙建设捐款350万余元人民币，其中100万元是南师的稿费，他说：这笔钱，是读书人心血换来的干净钱，虽然不多，但也希望为当地人民的福祉与文化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南师讲学传道几十年，受教者受益者无数。这次仙逝，等于上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堂大课。短时间内牵动了亿万人的心，不光是中国，还有国际上的华人朋友和外国朋友。无数人在这堂课中，难过、反思、反省，甚至忏悔、发愿，要改变自己，要做功德的，大有人在。看了《怀师》网页的文章、留言，很感人，很让人佩服。而这些文章、留言，绝大部份竟是没有当面见过南师的人写下的。由此可以看到，无数人都受到了南师的学问、道德、人格的教化、熏陶。这靠的是什么？靠所谓的学术吗？靠推销自己吗？或者靠新闻媒体的宣传吗？都不是。那是他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滋润了人们的心田，不同程度地启发了、感动了、改变了人们的内心，大家发自内心真诚地感念他。看了这些留言，这些文章，我们都会体会到南师毕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心血没有白花，正在亿万人心中发酵，不断发挥着改变时代与历史的作用。

　　这里有必要列举两个人，看南师教化的方法与力量。上海斯米克集团董事长李慈雄，在就读台湾大学电机系二年级时，感到现代物理学无法解决他心中对宇宙源起的困惑，就去找南师，愿在他门下学习，从中国文化中寻求答案。南师看了看他说，你到我这里听课要交费的，李说我家境困难，勉强交了大学学费，没有钱来这里听课。南师说，那你可以在我这里打工。李说我不知能否干得了？南师说就是打扫厕所、擦地及倒茶待客这些杂事。李高兴说这我干得了。南师问什么时候开始干？李说我现在就干，他当场挽起袖子就做起来。南师微微颔首。

　　“当时老师很严格，会趴在马桶旁边看里面有没有刷干净。我洗刷的玻璃茶杯，他会拿到太阳光底下看，发现杯沿不净处就要我再去洗。尤其是当我给客人倒茶，不小心洒水到茶杯外，南师当众不客气地说：看，这就是台大电机系的学生，茶都不会倒。我常常羞愧难当，下不了台。”李慈雄今天感慨地对我说。而在几年前，有次南师向我介绍李慈雄时，也说到同样的内容。南师说，我当时就想打掉台大学生贡高自大的习气，磨难磨难他，使他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持续半年的测试，未让李慈雄打退堂鼓，南师才开始教他第一篇文章：《史记·货殖列传》。李说他当时想学的是佛学，老师讲货殖列传，开始他感到迷惑不解，我又不做生意，学这个干啥？想不到十年后，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1987年老师突然叫我离开美国回大陆做生意了。冥冥中老师似乎在几十年前就规划了我今天的行止。说起南师的教导，李慈雄永远记得，自己在离开美国前往上海的时候，南师语重心长地说，世界上最厉害、最有效的东西就是诚实、信用，你去大陆就带这个文化理念回去。这也成了斯米克集团在上海大获成功的秘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解放日报》曾就“向斯米克学习什么”专题，展开了一场持续一个月的大讨论，实际上是传播了南师的办企业文化理念。日前，李慈雄说，他遵照南师意见，已在上海浦东新区建造了一座恒南书院，今年八月，南师叮嘱他可以做弘扬东西精华文化的事业了。

　　提起融合东西精华文化，国外有许多专家学者十分仰慕南师，彼得·圣吉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代表。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其专著《第五项修炼》曾轰动西方管理界，被誉为现代管理学大师。中国近年来提倡的“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的概念，就源自于他。15年前，他寻找到南师，请教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南师教他坚持每天坐禅一小时，同时介绍《大学》、《中庸》、《管子》三部中国经典让他修习，说其中包含人类最高的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也是个人修养、立身处世的宝典。彼得·圣吉深受启发，说真正找到了东方文化的老师。15年来，他每年都来向南师求教，并多次率团队来聆听南师授课，也获得了扎扎实实的收获与成长。南师辞世后，他特地从美国赶来大学堂，发愿要把南师的学问和著述进一步传到西方去，传到世界去。他说中国文化对西方乃至全世界是很有帮助的，尤其这个时代和未来，世界充满了危机，非常需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诸多宝贵的思想与经验。就拿管理学来说，如果只是寄托于规则和利益管理，而不是以各自的内心观照和修养为立足之本，就不是真正好的管理。他在回国前向我表示，他回国后要立即着手组织翻译南师近年来的演讲内容，包括《二十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上下册、《原本大学微言》中的重要章节、段落，翻译成英语等，出版小册子，尽快送到美、英和欧洲主要国家的精英手中，从高级官员到专家学者，让他们都能了解南师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危机的高度东方智慧。这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彼得·圣吉身上我深切感到，南师呕心沥血的教化，已让西方大师级专家学者充满历史责任感，并实际行动起来，努力传承南师关怀世界前景和人类未来的文化福音。这的确令人鼓舞！

　　南师26岁发宏誓愿，到95岁圆寂，70载春秋，70年心血，毕生从事弘扬中华历史文化事业，不求名，不为利，苦口婆心，谆谆善诱，始终如一地完成了接续中国文化断层的大愿。功莫大焉！德何劭矣！

　　南师，不愧是当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先驱，不愧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一代宗匠！

 

　　

　　早在七十多年前，南师才二十岁出头，四川一位患难知交钱吉先生就赠诗南师说：“侠骨柔情天付予，临风玉树立中衢。知君两件关心事，世上苍生架上书。”能概括南师一生行谊的，就是关心苍生、关心文化两件大事，这位知交可谓有眼力，善识人。南师不忘当年恩德，五十多年后在美国多次派人、托人到四川打听、寻找老友下落，后来得知老友在变乱中已故多年，南师不禁泪落，并赋诗感叹：“蜀道初登一饭难，唯君母子护安康。肯知苏季非张俭，不信曾参是项梁。徒使王陵有贤母，奈何维诘学空皇。千金投水淮阴恨，今古酬恩枉断肠！”

　　几十年来，人们评论南师视苍生如子女，视子女如苍生，这是南师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友人诗吟最好的回应。如对子女他从无特殊照顾，也与一般学生一样听演讲读著作，接受教化。而长期追随南师的李素美、李传洪姐弟，接受南师教化，人生道路起了变化，南师待他们如子女一样。因此，南师终其一生，弘扬文化，有教无类，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苍生。他心中装的，笔下写的, 讲坛讲的，禅堂开示的，都是关于苍生的冷暖、安危、觉迷与福祉。

　　例如从祖国统一大业来说，南师刚刚由美到港，贾亦斌先生、杨思德先生就代表北京登门拜访，反复敦请南师出面，协调两岸和谈。为了国家民族大义，为了两岸苍生福祉，南师只好出面，协调两岸会谈。1990年底，在两岸代表第一次会谈中，南师即提出建议：“我编一个剧本，你们审查。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政经重整振兴委员会，包括两岸两党或多党派人士参加，修改历来宪章，融合东西新旧百家思想，以及中华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国号、年号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委员会内商量，成为全中国人的国统会。这是上策。中策是大陆划出从浙江温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厦门一块地方，台湾划出金门马祖，两岸合起来搞一个经济特区，吸收台港等地百年来的经济工商经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做一个新中国的样版。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建立南洋海军强有力的基地，控制南沙及东沙群岛，对东南亚——太平洋海域建立管制权力。下策是只对两岸经济、贸易、投资、通与不通的枝节问题商讨解决办法。大家谈生意，交换煤炭石油。”

　　会谈结束后，南师分别给两岸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及时抽身、乐观其成的心愿。信中说：“我本腐儒，平生惟细观历史哲学，多增感叹。综观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阴符经言，‘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后四十年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及今时势，吾辈均已老矣。对此劫运，应有总结经验，瞻前顾后，作出一个崭新好榜样，为历史划一时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则为幸甚！但人智各有异同，见地各有长短，一言兴邦，岂能望其必然，只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惟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事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多蒙垂注关爱，宠赐暂领，容图他日报谢。”
　　两岸领导人并未让南师如愿。双方密使又陆陆续续在南师香港寓所会谈了多次。其中，1991年春季，在两岸代表第三次会谈中，为打破僵局，争取机会，南师提出“和平共存，协商统一”八字方针作为备忘录，建议双方代表签署。南师的意思是，签了，回去双方领导人认可，就有法律效力；有一方不认可也没关系，放在口袋里想用时就可以拿出来用。这看似一句文学语言，但妙就妙在这里。台湾代表当时表示马上可签字，大陆代表因未有授权，不敢签字，失去了这次机会。此后，很多情况逐渐变化，双方虽会谈多次而未获进展。

　　鉴于此，南师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即后任国安部长许永耀的父亲）二人为密使，参与会谈，提升会谈份量，增进会谈效果。由此，促成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被江泽民主席委任为会长。一年半后，即1992年6月16日的一次会谈，南师亲自披挂上阵，为两岸密使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建议书内容如下：“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基本原则三条：1、和平共济，祥化宿怨；2、同心合作，发展经济；3、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具建议人南怀瑾敬书”。此建议书由汪道涵直接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了，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失之交臂。从此，南师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后来，在汪道涵先生的努力下，本着在南师寓所会谈的精神，两岸密使又另辟管道，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中共高层曾庆红先生也介入会谈。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以辜振甫为董事长的海峡两岸基金会，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共识，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九二共识”。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1993年4月27日，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虽然协议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它毕竟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995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八项主张，即“江八点”。汪道涵当即向江主席举荐南师，并将我当时在一家杂志上撰写的介绍南师情况的《奇书、奇人、奇功》一文，推荐给江主席参阅。同时，汪道涵又代表江主席邀请南师回大陆，交谈台湾社情与推动两岸关系方略。两个多月后，南师到上海探望病危的老友许鸣真先生，期间应邀与汪道涵先生会面，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汪阐述台湾历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湾政情党情社情，强调文化统一领先。

　　就在两岸关系渡过危机、处于微妙阶段的时候，1998年10月中旬，辜振甫先生应邀率领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与汪道涵再度聚首，并同江主席进行坦率交谈，最后达成汪道涵应邀访问台湾等四项共识，使两岸关系春意初现。恰在1998年10月下旬，我应台湾“中央通讯社”的邀请，率领人民日报社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汪道涵先生得知此事，殷殷嘱咐我专程去拜会辜振甫先生，代他致意，并了解台湾政界对刚达成的汪辜会晤四点共识的反应。同时要我返程途经香港时，前去拜会南师，听取南师对两岸关系的高见。到达台北的第二天，我便拜访了辜老先生，贯彻了汪先生的意图。代表团从台湾访问归来途经香港时，我特地去拜见南师，听取他对“汪辜会晤”的反应。这是我第一次去南师香港寓所拜访神交已久的南师。当时他81岁高龄，精神矍铄，称我为“南书房行走”来了。一语双关，既说我是中央机关报主持言论的副总编，常跑中南海，又戏称今天我是到“南怀瑾书房行走来了”。当我代汪先生向他致意，并问起他对“汪辜会晤”的看法时，南师不假思索，心直口快地说道：“现在两岸都说好，我看不会有结果。‘汪辜’闽南话是‘黑锅’。而李登辉这个人你们都没有看透。他在执政初期，权力基础未稳，利用密使会谈，缓和两岸关系，取得大陆对台湾地位的认可，得以腾出手来将李焕、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敌消除掉，巩固自己权力。现在，李登辉不同了，他会容忍汪道涵去台湾讲统一吗？”我一回到上海，汪先生马上会见我，听我汇报台湾之行。他特别关注南师的反应，我当时隐讳“黑锅”之说，只说南师不看好两岸关系的改善，认为汪访台机会渺茫，李登辉已经发生变化了。果不其然，南师一语成谶。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致使汪先生台湾之行终成泡影。此后，汪辜两老，对隔海峡，咫尺天涯，无缘再见，抱憾终身。

　　所幸汪道涵先生最终见证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历史性场面，2005年5月他强撑病体在锦江小礼堂会见了来访的国民党主席连战，不久与世长辞。正在闭关中的南师，得知汪道涵先生辞世，遂在关中超度老友，并撰挽联一幅：“海上鸿飞留爪印，域中寒尽望春宵”。

　　通过共同努力，台海两岸关系协同破冰，三通恢复了，对话顺畅了，宝岛自由行的大门打开了，两岸经贸关系、文化交流扩大了。南师十多年来关注两岸关系的改善，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花，他生前所期望的“春宵”已经悄然到来。

　　两岸谈判的这桩事，只是南师数十年来随缘所做的无数功德之一。南师在台湾36年，在香港加上回到内地共24年，在美3年，期间有机缘能登门拜访求教于他的各界精英无数，其中当然也包括不少政要。南师心无所求，一视同仁，应机设教，终极都指向一个目标——造福国家民族，造福天下苍生。

　　　　

　　　　

　　2000年，83岁的南师在考察了杭州、上海、苏州等地以后，来到太湖之滨吴江庙港镇，眼前赫然开阔，太湖一望无际，水边林下长堤，正是读书修行地。南师为之动容，遂决定落脚庙港，建设太湖大学堂。历经六年建设，大学堂终于在南师89岁那一年正式启用。

　　十几年前，南师亲历亲为，投资数千万美元合资建设打通浙西南大通道的金温铁路，轰动一时，也开了股份制合资建设国内基础设施的先河。铁路通车时，南师作了一首诗:“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南师功成身退，一分利益不沾，把铁路股份全部“还路于民”。他毕生都在修一条人走的大道。“区区一条人间铁路算什么。现在这个地方，我是为了继续修一条‘人道之路’。”2006年初夏，就在太湖大学堂启动时，南师如是说。

　　从台湾到美国，再到香港，南师一路奔波数十载，在弘扬传统文化中深感人才的匮乏。而人才成长靠教育，中国百多年来新旧交替的教育，文化分科越分越细，为求职应试而学习、为知识专业而教学，离培养人的品德、心性越来越远。南师对这一套教育理念、方法很不以为然。

　　2006年7月，南师以“禅与生命科学认知科学”为题，在太湖大学堂开办了为时一周的首期讲习班，向来自国内外80多位学生开讲了最新的科学与禅学关系的话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参加讲习班后，深有体会说：“南师的教导让我找到心的宁静，使我不为个人得失忧虑，一心去追求我所认为的真理。”朱校长认识南师后，开始探索科学与禅学的关系，提出了“发现现代物理的主流学说，正如释迦牟尼佛2000年前所说的”，2009年他又在世界佛学论坛发表题为《物理学步入禅境》的演讲，为此遭到一些人的抨击。但他坚定地说：“一个彻底的科学家，到了一定程度，都会发现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人类只是生物进化的一个阶段。科学家要找办法突破这种极限，首先必须提高大脑的感知和认识能力。而佛法能让人在禅定状态下，安静地思考。这个状态下，大脑成了超导体。”许多同学听了南师的课，都有类似朱校长这样的启悟。

　　数年前，王财贵博士在拜访南师的时候，谈起经典读诵教育的实验，南师大加赞赏并进一步做了完善，提倡“中英算一起来”的儿童基础教育。也即对孩子实行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经典与科技基础教育，其内容包含：中文经典（以宋代以前的经典为主，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经典）、英文经典（西方文化的基本经典）、珠心算（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其方法是寓教于乐，潜移默化，每天只需抽出二十分钟时间（时间多了孩子可能反感，而培养兴趣是关键的），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大声诵读东西方经典，这些经典本身有着音韵美，因而诵读时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不知不觉间，这些诵读的内容，耳濡目染，就烙印般储存在孩子们的心里。等于给孩子从小储备了无形的财富，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为融合东西方文化、融合人文与自然科学，造福人类，做了基础教育的铺垫。

　　南师鼓励王财贵、李素美、郭姮妟、宏忍尼法师等等，分别到内地推广这种教育。徐永光、陈越光等人也积极响应推动。逐渐的，两岸三地多地推广这种教育之后，无数孩子与家庭受益。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孩子，记诵了很多别人不懂的东西，不少人开始骄傲起来，看不起人。甚至很多人以为只要诵读了经典，就一切都好了，也不需要接受现代教育，孩子会自动懂得做人做事了。也有的每天大段时间给孩子们做这个教育，把孩子们弄得很疲累，产生了反感。

　　面对儿童经典诵读活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南师在91岁高龄，下决心创办了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做小学教育的全面实验。南师亲自指导，李素美、郭姮妟母女具体操持，李传洪借在台北办薇阁学校的经验予以师资等多方面的赞助。教育所涉及的内容，可用三个“合一”来概括：文武合一、古今合一、中外合一。

　　2008年，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第一批招收29名学生，吃住学习都在学校。学生们每天6时30分起床，练习武术半小时；早餐后，诵读经典，像唱歌一样，不求理解；午饭后散步，并安排静定课程，那是按《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原理，所安排的修身养性课程。具体有呼吸练习、静坐、传统养生操等内容。随年级升高，还要学会采集食物、烹饪、野营、采中药、野外自救等生活技能。学校采取“大带小”的学长制，高年级学生做低年级学生的哥哥姐姐，哥哥带弟弟，姐姐带妹妹，同吃同寝，同学间亲如手足。还规定孩童不许用手机、电脑，远离互联网世界，一心饱读东西方经典。

　　根据南师的教育理念，这座国际实验学校在知识教育同时，更重视生活教育、生存教育，培养孩童生活自理能力、与人相处能力、生存能力、学习能力、团队精神、做人做事能力。平日学习，还涉猎东西方礼仪、风俗习惯、中医药、生物、传统武功、现代运动、野外求生、食物制作、科学思维、建筑设计、工艺美术书法、诗词歌赋、戏曲音乐等等。这么多的内容，却编排得法，寓教于乐，几年时间让学生在没有沉重精神负担（也没有考试）情况下，快乐地学习和成长。这个学校，学生由开始的几十名到现在200名。教师则有50余人，由台湾教师、内地教师、外籍教师组成。这些教师很多是南师著作的爱好者，他们尽责尽力，做出了很多牺牲。他们日夜守护着、陪伴着、培养着孩子们。他们不是以职业的心态，而是以事业的心态来做教师的。南师曾多次表示对这些教师们的尊敬和感动。南师还经常亲自示范为孩童上课。来拜访南师的各界精英，有的临时就给孩子们上一课，增广了孩子们的阅历见闻，提高了综合素质培养效果，为孩子们的人生打下了全面成长的坚实基础。

　　有家长担心这些孩子毕业后，能不能与外面的体制接轨。事实证明，今年首届29名毕业生，绝大多数以优异成绩考入外界的理想初中，许多学生以个人优秀的综合素质，被学校争相录取。南师给学生家长们也讲了很多次课，谈教育的问题与家教的重要。强调教育首重家教，家长是孩子第一个老师，也是一辈子的榜样，家长的身教言传，对孩子的熏陶影响至关重要。时下社会把教育完全寄托于学校的倾向，是严重错误的。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市分管教育的领导，都来过这个小学观查，给予了高度评价。去年，中央文明办还请河南、山东、四川等地七个小学的校长，来观摩学习交流教育经验。下面我引用山东淄博市一位小学校长的观感，看一看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给他们留下的难忘印象：

　　今年6月21日晚上，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的前夕，南师作了一小时“临别赠言”的演讲，这是南师生前最后一次演讲，对学校实验教育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谁也想不到，这“临别赠言”，竟成了南师对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师生们极为珍贵的永别赠言啊！

　　　

　　　

　　南师祭奠告别仪式的那天晚上，师从南师多年的赵博士一再叮嘱我，要我在代表南师中外学生致辞时，一定要把“事师如师在，道业永相续”这层意思表达出来。我很理解也很珍惜赵博士这种心情，这也是我们所有学生在告别南师时的共同心愿。

　　谈到大家最关心的传承问题，陪同南师度过人生最后八年多的马宏达先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老师的学问是儒释道三家，诸子百家都通的，不限于任何一家。我们暂且借用佛家来说，释迦牟尼佛走了以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我认为是佛经，就是经典，他一辈子智慧的结晶核心在于经典。他走后由五百罗汉来结集，然后留传到后世。虽说佛像、寺庙、出家人或者在家的居士，也是重点，但是没有那么重要，一切都围绕着经典。其实老师比释迦牟尼幸运，因为他在世的时候，自己可以主导，出版自己的讲课纪录，或者自写的书。在老师走前，他的著述大部分已经集结出版完成了，只有一两本他要出的书尚未出版，而尚未出版的这一两本书，他已经亲自审查完稿了，即将出版。其中一本讲《中庸》的，他早已亲自写好稿子，准备放在最后出版的。这是比释迦牟尼佛幸运的地方，同时也可以说是南师高明的地方。因为提前集结了，而且经过他本人的认可，认定过了。佛经后来的结集，有好几次，争议很多，因为佛陀不在场，无法给予最权威的认定。这是讲传承的核心在经典著作，这是最重要的。

　　同时，对老师的课、老师的书，同样适用“四依四不依原则”，也即“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其实读任何书或文章、听任何人讲话或讲课，都适用这个原则。这才是智慧之学，否则要么变为盲从与迷信，要么纠缠于细枝末节而不见全体。

　　马宏达先生还谈到，老师在世时，就有人当面提出来说，南门以后要如何发扬光大，南门弟子要如何传承老师的学问。南师当场表示反对这些观念。他一直强调，道是天下的公道。他一生的学问，是来自于读古今中外一切经典书籍，以及他一生的经历，跟一切人从一切事中学到的东西，所以才能如此渊博，而且不困在书生气上。如果困在门户门派之见，那就太有限了。所以他数十年来弘扬文化，从不以自己是袁太老师门下大弟子或维摩精舍的名义来招摇。他还引用过：“佛教徒是释迦牟尼佛的罪人，道士是老庄的罪人，儒生是孔孟的罪人”。他认为一旦设立了门户，学生们一代代传承下去，难免把自己的意思加在前人身上，或把前人神话、偶像化，难免曲解、误解、歪曲、误导，直至失败。

　　再说，历史上诸子百家的任何一个大家，自己说过要开一个宗派吗？孔子说过“我是儒家”吗？老子说过“我是道家”吗？都没有。那是后人加上去的。所有的圣贤，他们是海纳百川，没有门户之见，所谓“君子不器”，没有边界的，这样才能成其大。老师也没有什么“南门”“南学”等等观念，这些观念都太狭隘了。真正的圣人，他的胸怀，他的学问，是没有边际的；没有设定门户，也没有设定学生和非学生的界限。天下人愿意读他的书的，愿意接受他教化的，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尊师重道，那是混蛋。可是如果把自己当做老师，那是自己昏了头。听到有人在外面以他的学生、弟子为名招摇，老师反复讲他没有一个学生。听到有人在外声称是他的关门弟子，他听了笑说自己从未开过门，何来关门弟子。老师对学生定的标准非常之高，可以说无人能及。同时老师也非常谦虚，与大家都是朋友，他永远不居于师位，而是永远处于学人之位，向一切人学习，也声明不要把他和他的学问当做标准。他说谁有心得，谁心里清楚，不必搞形式上的师生这一套，这些俗套后患不少。

　　我很赞同马宏达先生传达的南师这些看法。真心诚意要向南师学习的人，最好是诚诚恳恳效法南师“君子不器”“自强不息”“无我利他”的精神，认认真真学习领会南师的著作经典，切切实实按照南师的精神和品格去践行修炼，老老实实遵照南师的教导做人做事！

　　　

　　当越来越多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点亮自己的心灯，共同努力修筑着、维护着“人间大道”，我们仿佛看到南师那如中秋明月般饱含慈悲的微笑……

　　　

　　最后，我用一副挽联作为本文的结束：